中国传统文化热背后 我们需要怎样的文艺复兴?

编辑:小豹子/2018-09-26 17:50

  中国传统文化热背后 我们需要怎样的文艺复兴?

  王晓华

  1568年,佛罗伦萨艺术史家乔治·瓦萨利出版了《画家、雕刻家和建筑师的人生》,热情颂扬当时新兴的意大利文化,断言它的完美程度近乎登峰造极。在这部充满赞美之辞的巨著中,他反复使凤凰彩票娱乐平台(5557713.com)用“复兴”(La rinascita)一词,字里行间洋溢着西方人曾经拥有的自豪感。400多年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类似的表述又频繁出现于汉语中,同样的情绪激荡于地域辽阔的神州。有关中国文艺复兴的言说彼此呼应,相互激荡,汇合成声势浩大的合唱。

  当瓦萨利忙于著书立说之时,西方刚刚走出漫长的犹疑:如何对待传统文化?是照单全收,还是攫取精华?面对如此重要的抉择,欧洲的立场也曾出现过重大分歧:在古典文化重见天地的早期阶段,以勃艮第王朝为代表的群体一度不遗余力地收集手稿、雕刻、饰品、绘画,“用庞大的系列艺术品向其臣民、盟友、夙敌展示并证明他们多方面的勃勃雄心”,但其领地上“罕见人文主义研究”,“因为这样的学科对朝廷的政治事务和政治权势的建构并没有直接有效的作用” (玛丽娜·贝罗泽斯卡亚《反思文艺复兴》);与此对照鲜明的是,意大利等国重视人文主义,致力于传统文化的再生,力图引导欧洲走上现代性的轨道。于是,两种模式的博弈出现了:是固守包括骑士精神的传统,还是追求脱胎换骨式的再生?意味深长的是,类似的立场之争仍在困扰当下中国知识界:汉语文艺复兴意味着传统的延续,还是全面的更新?按照近来逐渐占据上风的方案,汉语文艺复兴的当务之急是建立古典学,但回到四书五经会不会妨碍我们走向新的地平线?

  在遥远的国际竞技场上,两种模式的博弈早已尘埃落定:1477年1月5日,勃艮第王朝兵败南茜,曾经功高权重的公爵查理阵亡;击败它的是瑞士联盟;后者和其他致力于“再生”的国家迅速崛起,而他只给世界留下一个背影;随着其领土被瓜分,无数曾代表其宫廷荣耀的艺术品也流向世界各地,进驻胜利者的公共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室。(《反思文艺复兴》)此后,欧洲的政治和审美格局出现了巨变,“再生”的筹划完全战胜了复古的冲动,中世纪的桎梏脱落了,独立自主的个人大量涌现,全面振兴的远景日益清晰。

  对于举棋不定的当代汉语知识分子来说,欧洲大陆的复兴故事无疑提供了重要的启迪:复兴不等于复古,“再生”才意味着崛起。然而,在日益勃兴的国学热中,部分知识分子所推崇的恰恰是勃艮第模凤凰彩票网(fh643.com)式:随着四书五经被推上神坛,硕学鸿儒们异口同声地颂扬古代的辉煌,人文主义理想则被有意识地忽略了。譬如,蒋庆等就认为“‘经’是永恒不变的普遍道理”,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心灵魂魄”,后人必须 “固守之、践履之、 证成之”。此类说法貌似义正辞严,但遮蔽了传统文化与现代世界的违和感。随便从“六经之首”里选一句话,其悖谬之处就昭然若揭:“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周易·系辞上传》)倘若我们固守这样的等级制观念,又如何证明自己的当代性?再如,孟子曾说“墨氏兼爱,是无父也”(《孟子·滕文公下》),这岂不与强调横向联合的现代精神背道而驰?显然,按照复古的道路走下去,国人必将陷入勃艮第陷阱,其结局不言而喻。

  细细思量,勃艮第模式的失败绝非偶然:它遮蔽了复兴与复古之别,使人沉迷于过去的辉煌而忘记了“新生”的筹划。如果它占据主导地位,那么,欧洲文艺复兴就必然失败:复兴不是鹦鹉学舌式的重复,再生亦非重现过去的生活历程。真正的复兴不是现代人古代化了,而是古代的遗产被带入再生的传奇。你要向前走,就不能抛开过去的装备,但沉迷于搜集旧物而忘记了地平线,就犯了本末倒置的错误。对此,中国文艺复兴的推动者早就有所洞察。在为《新青年》所写的发刊词中,陈独秀曾经指出:“故自文艺复兴以来,政治界有革命,宗教界亦有革命,伦理道德亦有革命,文学艺术亦莫不有革命,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近代欧洲文明史,直可谓之革命史。故曰,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乃革命之赐也。”

  到了五四时期,胡适也曾特别强调:“我说我们在北京大学的一帮教授们,在40年前——40多年前,提倡一种所谓中国文艺复兴运动。……意思就是再生,等于一个人害病死了再重新更生。”(《疑古与开新——胡适文选》)为了完成“更生”的目标,启蒙主义者曾形成绵延的队列,黄遵宪呼吁“更变一文体为通用于今、通行于俗者”、陈独秀曾弘扬“我有心思,自崇自信”的独立意识、胡适倡导“人的文学,自由的文学”,郁达夫赞美“‘个人’的发现”,等等。遗憾的是,由于复杂的因缘际会,“更生”的线索屡次被打断,其使命至今没有完成。在凤凰彩票官网(fh03.cc)21世纪第16个年头,重启 “更生”计划的我们不能忘记初衷,仍要致力于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

  从转型的角度看,传统越渊深,可兹利用的资源就越丰盈。在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中,古代典籍和艺术珍品始终被看重。即使在勃艮第王朝战败以后,它所拥有的文物仍受到追捧。后者进驻新家,被带入到“更生”的历程中。由此反观中国早期文艺复兴运动,我们不难发现它的欠缺:在五四时期,胡适等人对于古代文化的估价有失公正,曾把“上层文学”(贵族的文学、文人的文学、私人的文学)称为“毫无价值的文学、模仿的文学、古典的文学、死了的文学、没有生气的文学”。这等于将历史上的无数典籍排斥到“更生”的范围之外。于是,启蒙者刚刚踏上征程,可兹利用的装备就被抛弃了大半。囿于如此偏狭的立场,怎么能获得足够的“更生”资源?又如何成就振兴之大业?事实上,胡适所说的“上层文化”并非封闭的体系,相反,它充满缝隙和张力,具有多元的面相。以学派为例,这个事实清晰可见:首先,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秦朝以后儒释道互补,因此,“国学”决不仅仅意味着儒学,儒学仅仅是多元文化中的一个流派;其次,儒学也是个多元化的体系:孔子主张“各言尔志”、孟子培育“浩然之气”、董仲舒主推“天人感应”、朱熹区别天理和人欲、当代学者陈明等人倡导公民儒学,其内部差异不可谓不大。落实到日常生活层面,诸位先圣大哲并非只有一个脸谱:面对威严的帝王,孔子曾“屏气似不息者”;与弟子散步时,他则向往“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自由生活。前者见证了等级制的桎梏,后者则敞开了人性的原初倾向。哪个更值得我们珍视?答案显然不言而喻。面对如此多元化的谱系,选择、评估、重建至关重要。譬如,孔子的家族本位思想(如“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和等级意识(如君子/小人二分法)注定要被舍弃,但他也不乏能被发扬光大的思想。例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两条道德戒律,就非常接近于康德“我一定要这样行为,使我能够立定意志要我行为成为普遍规律”。如果我们将“己”不仅仅理解为仁者,那么,这两条道德戒律就会通向“个个有理性者的意志都是颁布普遍规律的意志”的现代道德精神。再如,“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的怜悯情怀,倘若能在“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高度上被领受和传扬,那么,从汉语中生长出来的这个生态主义便能够显现其历史深度。

  经过如此这般的“再生”,中国文化就不但能完成必须完成的现代转型,而且会培育出与当今西方文化最新思潮对话的机缘,恰如西方文化的文艺复兴先后使意大利、英国、德国、西班牙在世界文化阶梯中处于较高位置一样,中国的文艺复兴也必将使中国文化变得强大、丰盈、生机勃勃。

  (作者系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